那是个寻常的周一清晨，第一缕阳光尚未刺破东边的鱼肚白，全球超过二十亿人口——登记的、未登记的、被忽视的、挣扎在温饱线上的穷人——同时在睡眠或劳作中化为透明。没有爆炸，没有闪光，甚至没有一声惊叫被任何人听见。他们枕着的草席、租来的床铺、公园的长椅，瞬间空了。只留下几件带着体温的旧衣服，几件磨得发亮的工具，和空气中尚未散尽的廉价烟草与汗水的混合气味。

艾米莉从未想过自己会与“贫民窟”这个词产生联系，直到她家后院那棵老橡树将她北岸别墅的阳光切割得支离破碎，阴影尽头，是河对岸一片陡然寂静的街区。那里曾有灯火通明的流水线、深夜飘出饭香的窄巷、以及无数在垃圾堆旁翻找的灵活身影。现在，那里像被巨兽啃噬过一般，只余下空洞的窗户和几缕未完工的织毛衣从窗台垂落，在晨风中轻轻摇晃。

早餐桌上，纯银餐具反射着水晶吊灯的冷光。丈夫理查德正浏览新闻，平板屏幕上弹出紧急通告：“全球低收入人群大规模失踪，原因不明，政府呼吁民众保持冷静。”冷静？艾米莉想，她刚刚把一杯没加奶的咖啡泼在了价值不菲的波斯地毯上，只因习惯性地呼唤：“玛丽，再来一杯。”而那个总是悄无声息出现在她手边的女佣玛丽，连同她的沉默与高效，一起消失了。

最初的几天，城市像一台突然失去润滑油的精密仪器，发出刺耳的尖叫。地铁停运，垃圾在街头堆成腐烂的小山，散发着令人作呕的甜腻。超市货架以惊人的速度清空，曾经低廉的罐头食品和折扣牛奶，如今成了橱窗里遥不可及的展品。艾米莉们不得不亲自开车去郊区，在尘土飞扬的乡村公路上排起长龙，只为了几袋蔫了吧唧的蔬菜。她第一次发现，原来汽油泵需要人工操作，原来收银机背后需要一双灵活的手。

中产们不得不拾起那些被他们嗤之以鼻的“下贱活计”。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穿着定制西装，却笨拙地挥舞着扫帚，试图清理人行道上堆积如山的狗粪和落叶，汗水浸湿了他的腋下，昂贵的面料沾上了不明的污渍。他的手磨出了水泡，水泡又磨破，他从未想过，保持城市的“体面”竟需要如此原始的体力消耗。

工厂的自动化生产线在最初的二十四小时后也彻底瘫痪。没有清洁工维护环境，灰尘和油污堵塞了精密的传感器；没有基层维护人员及时更换耗材，昂贵的机器人也成了废铁。那些艾米莉们曾经在财经杂志上看到过、并认为“优化掉冗余人力”的先进工厂，如今大门紧闭，门前野草疯长。富人区的花园渐渐荒芜，名贵的玫瑰无人修剪，泳池变成了碧绿的藻泽。

恐慌像瘟疫一样蔓延。股市一周内熔断三次。理查德看着自己的投资组合数字疯狂缩水，脸上的表情从最初的难以置信，到后来的焦躁不安，再到一种深不见底的绝望。艾米莉开始怀念起那些被她视作“理所应当”的便利：干净的家、随时可点的外卖、高效的服务。她尝试自己做饭，厨房里一片狼藉，不是切了手就是烧焦了锅，那些曾经在她眼中“毫无技术含量”的家务活，如今却像哥德巴赫猜想一样难以攻克。

几个月后，一种新的“秩序”在阵痛中勉强建立。物价飞涨，曾经贫民窟的地段因为“人去楼空”而变得价值大跌，反倒是那些曾经被忽视的农业州，因为少数残留的、尚懂耕种的老农而变得炙手可热。艾米莉和理查德卖掉了城里的公寓，搬到了一个偏僻的小镇，这里还有一些头发花白的老者在照料着小块的菜田。他们学会了用最原始的方式种一些土豆和卷心菜，指关节因为劳作而肿大变形。

站在田垄边，艾米莉望着远处夕阳下摇摇欲坠的输电线塔——那是当初为了供应大城市而建的，如今维护的人手永远不够。她突然想起玛丽，那个在她家工作了五年的女佣，玛丽总能把家里收拾得一尘不染，做出松软可口的面包。她消失那天，手里还攥着艾米莉随手递给她的一件待洗的真丝衬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