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我将以非遗保护专业资深专家的身份，为你设计一个撰写文献综述的行动计划。

非遗保护的理论反思与实践困境：文献综述

国内外学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模式已展开深入探讨，形成了多元化的理论视角和实践路径。从国际视角看，非遗保护理念经历了从精英主导到社区参与的重要转向。Smith（2006）提出"遗产话语"（Authorized Heritage Discourse）概念，批判性地指出官方主导的遗产保护往往通过少数被认证的代表塑造文化权威，从而弱化基层的多元参与。Blake（2009）进一步强调，代表性传承人制度虽有助于提升非遗的社会可见度，但若缺乏群体性保障机制，易造成"个体化保护"与"集体性流失"并存的局面。这些研究揭示了以个体为中心的保护模式在国际语境中面临的理论质疑。

国内非遗保护研究呈现出从制度建设到批判反思的演进轨迹。早期研究主要聚焦于传承人制度的构建与完善，王文章（2018）指出，传承人制度在初期有效防止了核心技艺断代，对濒危非遗项目的抢救性保护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随着实践深入，学界开始关注该制度的结构性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等级化传承人制度的内在局限

现行代表性传承人认定制度虽在抢救濒危技艺方面取得显著成效，但其内在矛盾也日益凸显。李向振的研究批评道，传承人认定制度的介入导致了官方认定和民间认可的不一致，影响了原有的组织结构，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组织者之间、组织者与参与人员之间关系的紧张。这种制度性干预不仅未能充分尊重非遗传承的内生逻辑，反而可能造成新的文化等级化，影响了更广大的、未能获得称号的传承人的积极性。

有学者进一步指出："当前的传承人制度具有极大的功利性，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不但无利反而有害"，其弊端集中表现为：一是审批数量有限，可能导致大量传承人等不及官方确认就已与世长辞；二是"保护为名、开发为实"的现象普遍，甚至出现以假乱真、以次充好的虚假文化泛滥；三是过度行政干预导致文化发展过于形式主义，失去了文化本身的传承意义万方。这些批评揭示了当前制度在理念与实践层面的深层次矛盾。

二、普通工匠的边缘化困境

在代表性传承人制度下，大量未获官方认定的普通工匠面临严峻的生存与发展困境。李松（2022）通过对苗绣传承的调查发现，非代表性传承人群体在政策支持、市场渠道和社会认同方面均处于劣势，传承动力明显不足。王立芳的研究也表明，多年来国家层面对杂技保护走的是精英化路线，多数草根艺人依然游走于江湖空间中。

这种边缘化现象在经济收入方面表现尤为突出。民生智库2020年的数据显示，非遗传承人年收入为1万元以下占30.39%，1～3万元占21.57%，4～5万元占13.73%，11～30万元占18.63%，30万元以上仅占1.96%。收入水平的普遍偏低，使得非遗项目对乡村人才的吸引力不高，年轻一代不愿从事这类工作，导致非遗传承人面临断代风险。在云南腾冲，有的非遗传承人一年才能挣3000多元，还不如出去打工一个月挣的多；在海南，手工黎锦制作费时费工却利润微薄，年轻人基本没有学习的积极性moa.gov.cn。这些现象反映了普通工匠在当前保护体系中的弱势地位。

三、资源分配不均衡问题

非遗保护资源的分配不均衡已成为制约整体发展的关键因素。从区域层面看，东部地区2022年淘宝非遗店铺成交额超过70%，且非遗网络经营管理者正逐渐从三线及以下地区向一二线城市发展集聚。这种区域间的不平衡发展，加剧了非遗保护的"马太效应"。

在项目层面，资源分配同样存在显著差异。一些技艺本身具有极高的艺术性、技术性和文化性，以及材质上的稀缺性，一直有较为广阔的市场空间，如云锦、玉雕、陶瓷、缂丝、唐卡等；而有些技艺诞生于传统农耕文明的市井民间，无论是材料还是工艺更多是对普通大众日常生活的装扮、点缀和精神性的补充，如年画、竹编、剪纸、糖人、泥咕咕等。后一种技艺一旦脱离了赖以生存的农耕文明，即使列入国家级非遗保护名录，事实上也已经处于无法自我造血的环境之中。

在财政支持方面，A省以项目为单位择优选择下拨经费，项目越多，则获得资助的可能性越高。这种竞争性申报机制导致各地政府为争取更多资源而盲目追求项目数量，忽视了保护质量。以哈尔滨民间民俗艺术博览会为例，从1999年举办至今，已经连续办了8届，累计总投入（含省、市）不过200万元左右。而吉林省的"长春中国民间艺术博览会（长博会），是2002年从黑龙江省学习回去后举办的，第一届政府投入就达200万元万方。这种投入不足和地区间差异，进一步加剧了非遗保护的不均衡发展。

四、从个体声誉向集体信誉的转向需求

面对当前非遗保护中的种种困境，学界开始探索从个体声誉向集体信誉转变的新路径。传统的代表性传承人制度过度依赖个体声誉，导致资源和关注度集中于少数"明星"传承人，而忽视了非遗传承的集体性特征。有学者提出引入"集体传承人"认定制度，以弥补个体认定的不足。

集体信誉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本形式，通过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信息效率来促进经济活动光明网。在非遗保护中，集体信誉机制可以有效解决"个体化保护"与"集体性流失"的矛盾，为非代表性传承人提供发展空间。然而，目前国际知识产权制度对个人和法人的知识产权保护较好，但没有反映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集体所有权"问题光明网。这种制度缺陷限制了集体信誉机制在非遗保护中的应用。

五、基于社区的保护理念与实践

近年来，学界开始强调社区在非遗保护中的主体地位。安德明在多篇文章中论述了社区的主体性及其实践的可行性和复杂性，指出社区概念体现了教科文组织对普通人权益的保护，建议通过社区内部分工，实现非遗保护中的社区主导。杨利慧梳理了《非遗公约》的相关衍生文件，归纳总结出教科文框架内"以社区为中心"原则的核心内容：社区以及构成社区的群体和个人是非遗项目保护和传承的主体，应当最大限度地参与保护工作的整个过程并在其中发挥主要作用，也应成为非遗项目列入名录之后的受益方。

然而，基于"群体"和"社区"视域的非遗保护也面临诸多挑战。基于权力本位的"自上而下"的个体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认定方式虽具有高效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但也逐渐暴露出较多弊端，尤其对于集体性项目而言，会因为认定了一个人，而打击了一大片；会因为对个体性"制度身份"的争夺，而容易造成集体内部的冲突；也会因为政府和民间的意见不统一，而导致传承人与文化传承空间的错位。

研究不足与本文切入点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界对非遗保护模式的研究已取得丰硕成果，尤其在批判反思等级化传承人制度局限性方面形成了较为一致的认识。然而，现有研究仍存在明显不足：虽然理论层面已开始关注普通工匠群体的边缘化处境，呼吁建立集体传承人制度和社区驱动的保护模式，但缺乏对替代性保护机制如何有效运作的系统性实证研究。特别是在如何从个体声誉向集体信誉转变、如何构建多元主体协同的传承网络、如何实现资源均衡分配等关键问题上，仍缺乏基于地方性知识与产业实践的深入探讨。

本研究以英吉沙小刀产业为案例，聚焦其"弱认定、强活力"的结构性反差现象，通过对400余位工匠的系统调研，探索一种突破传统等级化保护模式局限、更具包容性和可持续性的非遗传承保护路径。研究将重点揭示英吉沙小刀传承保护机制的三重逻辑：产销分离架构下的协作网络、技能分层认证的双轨整合以及从个体声誉向集体信誉的协同替代，为非遗保护理论创新与政策优化提供基于实证的理论参考。